方舟子的Blog

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中国还有一个“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因《南都周刊》要做他的报道，记者问我对此人怎么看，我才去检索了一下。下面是我答复《南都周刊》记者的原文。

我不清楚经济学的情况，但是此人或其弟子显然善于吹牛。他的确得过威尔士奖（David P. Wells Prize in Economics），但是那是哈佛经济学系奖励当年度本系最佳博士论文的，是给学生的奖励（奖金$500），根本不是什么哈佛大学最高奖、经济学大奖。这是当年其获奖的报道，和他同时获奖的还有一个学生George Jaszi：

Faculty Awards Two $500 Economics Prizes NO WRITER ATTRIBUTED
Published: Thursday, April 17, 1947

George Jaszi and Pei-Kang Chang, who received Ph.D.s in 1946, each won a $500 David P. Wells Prize in Economics yesterday for a thesis in the field.

Jaszi’s prize-winning thesis discussed the subject of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ncome and National Produc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Government Transactions,” while Chang wrote o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Ordinarily only one prize of $500 is given each year, but awarding of two prizes became possible because no thesis meriting a prize was presented in 1945-46.

像下面这篇由同济大学理论经济学系主任撰写的文章《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85岁当博导》说什么哈佛大学系主任去竞争该奖，是哈佛大学最高奖，被经济学界尊称为小诺贝尔奖，全是胡扯。（原文给读者的印象是陈岱孙和哈佛系主任竞争，才没得奖。系主任当然不可能去竞争只给学生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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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David A.Wells Prize)。与他同样获得过威尔士奖的还有后来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扛旗人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 Samuelson)。在这之前，担任张培刚庚款留美考试指导老师、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大师陈岱孙先生也曾竞争过该奖，但最终还是与之擦肩而过,那年获奖的是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老师兼经济系主任张伯仑。“威尔士”奖是哈佛大学最高奖，被经济学界尊称为小诺贝尔奖。张培刚因此成为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唯一获得威尔士奖者，也是迄今为止华人经济学家中获奖级别最高者。

http://news.sina.com.cn/c/2006-07-21/1644104980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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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一门“新发展经济学”，但是和张培刚没有关系。Google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有189,000结果，但是google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Pei-Kang Chang”，结果是0。说明介绍“新发展经济学”的国外文章没有一个提到此人。

至于说他是“发展经济学之父”，google一下”Pei-kang Chang” “Development Economics”就知道了。除了国内的网页，以及一些图书馆和网上书店收录其著作的网页，有谁提他？

谁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之父”呢？Google一下”father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可知，Arthur Lewis （1979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通常被称为“发展经济学之父”，在国外被称为“发展经济学之父”的还有这些人：

Paul Rosenstein-Rodan
Friedrich List
William Petty
Peter Baur

没人提张培刚。

附：
张培刚:一个”反动学术权威”消失的30年

010-01-31 南都周刊

张培刚：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他是首个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奖——威尔士论文奖的中国人。有人称之为“小诺贝尔奖”。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是第一部以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为主题的专著。1952年，他被调离教学岗位，10年动乱中，他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78年才重返经济学界进行研究工作。

当萨缪尔森拿到哈佛大学最佳论文威尔士奖的时候，另外一位获奖人不久后却在大洋彼岸当着一个大学的基建“工头”；当刘易斯因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更早涉足这一领域的他，迟暮之年才被人们重新发现。

多数时间，他就这么坐在沙发上，沉浸在回忆中，像一面旗帜供人膜拜。

终于，97岁的张培刚答应见客。深陷在沙发里的这个瘦小的老者，伸出苍白的右手和来访者轻握一下，以示“接见”，便不再多话。他的妻子，比他小17岁的谭慧则负责做起了他的“传声筒”。

他的膝盖上盖着一条印花毛毯，毛毯一角露出挂在腰间的尿袋。诸多老年病困扰着他。腊月的武汉，正是难捱的阴冷冬季，在华中科技大学招待所一号楼的一间客房，23摄氏度的恒温，可以帮助老人抵御南方没有供暖的冬季。作为学校的一项特殊照顾，20年前，从住所搬到招待所后，张培刚夫妇就一直住在这里。

阳光穿过窗棂的投影，落在老人略显“不耐烦”的脸上。原因是来访者打断了午后清梦。他浓重的红安口音一字一板：“还有3年我就满100岁了！”似乎在暗示来访者：他不光没有精力，也不甚有兴趣应对来访。

这已是破例了。张培刚的学生，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建华教授记得，自打两年前取消了最后一个外出习惯：每周六去麦当劳吃一个麦香鱼汉堡，近两年张培刚已甚少出门。

张培刚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2006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首届张培刚奖颁奖论坛，何炼成、林毅夫、史晋川等名家获奖。张培刚这个长期不为公众所知的“隐居”老人，在暮年以一种众星捧月的姿态高调亮相，奇迹般赢得了人生的最高声名。

1945年，哈佛博士生张培刚完成了毕业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他应该没有想到，时隔40年后的上个世纪80年代，这篇尘封的论文被他在中国的追随者发掘出来，称之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篇开山之作。他也戴上了“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乃至“发展经济学之父”的光环。

一个经常挂在追随者口中的说法是，同样从事此项研究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潜台词在于：比刘易斯涉足这一领域更早的张培刚，假如继续做研究的话，那么诺奖似不该旁落他人。

历史无法靠假设演进。现实是，张培刚走红学术庙堂不过短短20年的时间。此前他的大部分人生沉潜于被人遗忘的江湖。从江湖到庙堂的一落一起，尽显光怪陆离时代的戏剧性变迁。

走红哈佛

97岁老人的一天是这么度过的：上午醒来，夫人谭慧为他记录心跳、大小便数值。午饭时他看一下自己喜欢的《参考消息》，中午小睡片刻。大多数时间里，精力不济的“发展经济学之父”就这么坐在沙发上，沉浸在回忆中。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张培刚的记忆很容易又回到青年时代，准确说，是哈佛求学的时光。那是他得到如今全部名声的起点。

“我在哈佛的时候，住在Cambridge。因为英国也有一个Cambridge，翻译成剑桥，所以我就把哈佛的Cambridge叫做康桥。”说到这些值得玩味的细节，整个身子几乎不动的他，才显得兴奋起来，从毯子底下伸出手，迅速整理下头上戴的鸭舌帽，眼神中流露出这个年纪的老人惯有的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得意神情。

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谭崇台对哈佛时期的张培刚有过一段颇为传奇的描述：谭1944年冬天到了哈佛，遇到一位风度翩翩的胡博士，得知谭崇台来自武汉大学，胡博士立马问：“那你们可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事后谭崇台得知，胡博士就是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

张培刚1945年完成论文，1947年博士论文才获奖。而谭崇台遇到胡适是1944年冬，彼时张培刚来到哈佛不过3年。在谭崇台眼里，“土气、质朴”的张培刚当时不知道凭什么赢得了大名鼎鼎的胡适的青睐。出自张培刚对于这段经历的回忆几乎没有，只简略提及，在美国曾经和赵元任、胡适等交往。谭崇台比张培刚小7岁，后来他的妹妹谭慧成为张培刚的妻子。

张培刚是清华庚款哈佛留学生的一员。赴美前，1934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即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了6年，先后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的粮食问题》、《浙江省粮食之运销》等著作。

对于张培刚的这几本早期著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仍然记得自己当年初读后的惊喜：张培刚专门把粮食的“运输成本”与“交易费”——也就是单纯的市场费用分开考察，并且极见功夫地总结出，市场交易费的减少，可视为交易机构有了改进的标志。

“交易费”概念的清晰提出，让后来者惊异于张培刚的学养。科斯举世闻名的“交易费用”概念最早发表于1937年，张培刚在研究浙江米市的时候，不但独立使用了“交易费”概念，还斩钉截铁地指出了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的关系。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制度分析，这一点在张培刚的早年研究及哈佛论文中已初见端倪。

今天，人们对张培刚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给予了不吝笔墨的赞美，却忽略了此前张培刚已经具备了6年的学术实践功底。

写《农业与工业化》花费了半年多时间，最终通过博士答辩，获得了1946－1947年度威尔士奖。如今国内不少报道称之为“小诺贝尔奖”、“为诺贝尔奖设立之前的经济最高奖”。不过，新语丝网站方舟子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他检索到当年的报道显示，威尔士奖是哈佛经济学系奖励当年度本系最佳博士论文的，是给学生的奖励。一份当年的报道显示，和张培刚同时获奖的还有一个学生George Jaszi，每人得到了500美金。

刨去名头的争议，当代国内活跃的经济学者对于这篇论文的含金量不乏溢美之词。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说：“张先生提出的观点远远超过当时与他同时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

在定期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资料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也曾经常引用张培刚的理论。他总结的张培刚的三个命题是：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何者是必要条件？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是否平衡发展？农业国与工业国的经济关系如何？

经济学家的上述观点，均发布于1990年。彼时的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瓶颈。张培刚的这篇旧文刚好为研究者提供了新鲜灵感。

在经济建设初期,中国的工业化照搬了苏联模式，过分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不重视农业及其与工业的协调发展。现在回过头来看“张培刚模式”，完全符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因为一国的农业效率提高了，国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就会得到保证；随着底层产业的边际效用递减，新生的发展动力必将促进上层的产业发展，而上层的产业又会对底层剩余劳动力构成拉力，从而使工业化或现代化得以实现。这种农业与工业兼顾的经济学理论模式，在50年代后逐渐自成一派，称作发展经济学。

张培刚自己评价说：“论文的意义，在于为落后国家，农业国家，如何走向工业化农业化，起一个指导性的作用。”

张培刚在美国待了5年。哈佛岁月给这个湖北红安农家子弟的精神世界投下的影响细致入微。至今他仍然喜欢交响乐，而不喜欢京戏。“我喜欢听贝多芬。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中午，学生半票。在夏天，乐团还在广场加演。你知道，哈佛一年的学费要400美金，我的生活费是90美金，但是我每周都会省出5毛钱去听古典音乐会。”望着窗外日渐暗淡的天际，张培刚喃喃自语。

1946年，哈佛岁月戛然而止。张培刚和吴于廑、韩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约回到武汉大学任教，三人后来有珞珈“哈佛三剑客”之称。1949年，张培刚担任经济学系主任，同时担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这是中国新旧时代交替的前夜。无数张培刚们期盼学以致用施展经世之才，时代却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消失30年

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礽曾经说：“1946年我考进武汉大学经济系，结识了我人生中第一位重要导师张培刚教授，但是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

在苏小和眼里，张培刚的成绩都是在美国时候的事情，“以后他就没研究，活着而已。”

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农业与工业化》之后，张培刚再也没能写出比博士论文更值得称道的文章。

“后来发生了什么让你远离经济学研究？”张培刚努力回忆。但是记忆似乎在1952年后出现了惊人的空白。长达30余年。

夫人谭慧在一旁挡驾：“请不要问那些让他伤心的事情。”

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实践农业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论的张培刚，有着两次回国创业的经历。为了更好的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1948年元月，他曾应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邀请，前往担任顾问和研究员。当经历战争创伤的中国硝烟淡去的时候，1949年，他毅然辞去了联合国待遇优厚的职位，也婉言辞谢了导师布莱克、厄谢尔两位教授约他回哈佛任教的邀请。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适应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国家决定在武汉建立一所工学院。1952年，张培刚被任命担任华中工学院第三校建设规划办公室主任。“他们认为我是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1953年，40岁的张培刚和23岁的谭慧组建了家庭。

“当时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你是一颗螺丝钉，让你去哪就得去哪。”谭慧说。张培刚从写论文到搞基建，经济学研究自此画上了休止符。

华中工学院的前址是三个村庄，一片农田和无数坟场。作为“工头”，张培刚的首要工作就是劝农民搬家迁坟，几乎一天到晚在工地上。

张引以为豪的是，1957年修长江大桥投资是6000万，华中工学院第一期工程就有1400多万，这么多钱都由他统筹，“在这方面他们是信任我的。觉得我不会贪污。”

因为和西方的隔绝，很长时间张培刚并不知道发展经济学在国外悄然兴起。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来到北京，要求见Pei kang Chang(张培刚)。接待者不知道谁叫“背钢枪”，辗转找到武汉，才知道工地上这个灰头土脸的基建主任便是。领导碍于面子，把张培刚一家安置在一个临时的招待所里，并搬来一些经济学书装点门面。而担心被安上间谍的罪名，张培刚只应酬了几句就把智利粉丝打发走了。此时他才知道，《农业与工业化》刚出了西班牙文版本。

日后经济学家张五常听说了这段历史，大发感慨：被委任校园建筑管理，说来好听，其实下等。大才何止小用，浪费了一个顶级人材。

此后的历史更是一段谜。见诸资料的介绍一概都统一明了：1957年，张培刚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0年。“文革”期间在咸宁劳动，被批斗。此外别无他话。

在一本《学海扁舟》的论文集中，张培刚的一段自白多少剖析了当时的心迹：“我自己也有缺点，也有错误。就拿50年代、60年代来说，由于受到左的影响，我也曾不够公正地写过批判文章，不够客观地评介过西方经济理论。”

张培刚显然具有随遇而安的生存能力。当时，他曾经写过一副对联展示了微妙的处世哲学。上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下联：看透，岂可全看透，要有所作为。

回望张培刚坎坷的人生经历，苏小和认为，当时除了读书人希望立志报效国家这个情怀外，也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风头无量，而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经济危机后的萧条，连罗素、胡适都曾经犹豫过，何况是一个张培刚。所以有人说，那是一个知识分子集体迷失的时代。

“面对那些死去的人，张培刚能活下来已经够幸运了。”谭慧感慨说，“那是个悲剧的年代。每个人的遭遇都和张培刚差不多。怎么可能没有苦恼？可是有什么办法？”

迟暮的光环

1978年，张培刚即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加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纂，主编近30万字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在站了30多年之后，张培刚感慨，终于有个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

80年代中期，中国正就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展开大论战。经济领域的著作在沉寂了多年之后逐渐引起了重视。张培刚的经历开始为人所知。

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教授回忆，大概在80年代中后期，关于张培刚的各种介绍多了起来。他在1985年前后看到上海社科院杨建文的一篇专题报道，称张培刚是经济发展学创始人之一，才知道自己就读的大学原来有此等高人，由此萌生了报考张培刚研究生的想法。

成为师生之后，张建华发现张培刚是一个十分严谨的老师：“对于学生每一篇论文的细节、文法都要求和讲究之极。”

张培刚试图用苛刻的要求找回曾经的灵气，又不免困扰于日渐衰退的身体和智识。张建华记得恩师为了写一篇回忆录花费了3个月，熬得十分辛苦。

戏剧性一幕就此展开。国内的一流经济学人忽然发现国内还有这么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于是纷纷去攀亲戚，学校也开始重视了，门庭冷落多年之后，突然热闹起来了。

更多的学者也借着反思张培刚的命运，去反思中国经济发展走过的弯路。

在一篇文章中，周其仁就写道：张培刚如果有科斯一样的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条件，张氏发展经济学会不会早就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因为他在张的书中发现，产权、市场、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几乎所有的制度变量，都已经全面登堂入室。

胡鞍钢多次讲，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事实是，过去老师没有机会做到的，学生已经实现。张培刚的三个学生巴曙松、张燕生、张军扩，都曾到中南海讲课。

2006年，张培刚基金会顺势而生。门生和追随者们为张培刚营造了一个学术殿堂，他频频出现在各类学术活动中。

20多年前，当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发展经济学陷入衰落，张培刚曾在各种场合为发展经济学振臂一呼，倡导建立“新发展经济学”。当时，国际学术界并没有更多的认可，主流却是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发展理论与政策。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机构开始开始反思发展理论。首届张培刚奖得主林毅夫被任命为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就是一个例证。

张培刚也曾经公开承认：我一共写了10多本书和多篇文章，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一本书《农业与工业化》和一篇论文《发展经济学该往何处去》。

“你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还能出大师吗？”

“很难。”这个曾经游历中西的老者摇摇头，他认真地盯着记者说，“学术风气很不好，当官的如果不带头克服掉浮躁和功利之风，很难！没个三五十年不行。”在夫人的暗示下，他又更正说，“那就再等个20年吧。”

窗外的太阳彻底下山了。家人暗示采访时间到了，他很听话地打住，表情恢复了初始的和气，双目微闭，从盖着的毯子里伸出右手和记者握别。

出门前，记者终于决定问出最后一个困扰自己的问题，或许这刺痛了老人的内心。

“张老，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您再也没能写出比《农业与工业化》更好的作品呢？”

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凝固了片刻。张培刚显然完全听清了这个问题，但是他并不打算回答。他一动不动陷在沙发里，保持了一种平和的笑容。